1979年刚开始，大事小事、趣事纷纷涌出——1月1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两个隔着太平洋的大国开始谈正式的、正常的交往。
二十八天后，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应吉米·卡特之邀，赴美参加十年动乱后的第二次“海外建团”。作为“精英邓”和“鸽派元老”，卡特对中国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有些人的支持除了帮助就是全部支持。卡特说他会支持，但这是真的，比珍珠更真实！
他对中国真的很有好感，好到不止一次说“执政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和中国建交”；对邓公的好，他在回忆录中也对他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可惜的是，“鸽主”卡特出生在罗马，有一种悲悯的气质，所以不适合从政。所以在1980年的大选中，他创下了美国大选最丢人的纪录——只拿到了18票，对手里根拿到了520票，于是他成为了仅比特朗普多一届任期就被轰下台的美国总统。
按你的胃，随着中美成功建交，国内宏观环境和微观气候明显宽松快速。
就在邓小平和卡特谈笑风生的同一天，上海电视台在晚间新闻播出前播放了一则1分30秒的电视广告。
这则长度堪比当今微电影的广告，由上海电视台、上海中药厂(上海医药公司的前身之一)、上海美术公司(上海广告公司的前身)联合制作。讲的是一家三口买药酒送长辈的流水账故事，让长辈们会有面子，会笑。偏偏这个不起眼的电视广告，获得了中国广告界的多个“第一”——第一个由中国人制作、描述中国土特产的电视广告。
没错，去年著名题材电影《我和父亲》中的第二个故事《鸭先知》，讲述的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广告狂人的传奇。
但现实中，赵平阳父子并不是这样一对敢在公交车上卖酒的走狗。是由中药广告二厂职工和时任上海电视台广告部部长的王志成、时任电视台台长的邹范阳共同制作的。300元的广告费在当年是巨大的。
大部分演员都是上海中药厂及其家属。一家三口，男主不详，女主是二厂工业部门员工，孩子是女员工的女儿。无论是现实还是电影，主角都是“神龟杨蓉酒”。
由于广告时间如此“令人沮丧”，许多观众误以为这是雷锋式的好榜样，忽略了广告结束后出现的一行提示:“上海电视台即日起接受广告业务”。饭后，他们到处打听哪里能买到同样的补酒。
结果，这款15元卖的滞销补酒成功卖断货——当时一个大学生的基本工资只有50元，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只有160元。“神龟杨蓉酒”的地位几乎可以和今天的茅台相提并论。
300元的广告费，换来的不仅是把滞销的补酒全部卖完，还能大赚一笔，成为正式开业的重要信号信号弹。
据说《解放日报》的主编看完广告后拍着大腿说:“今天应该给上海电视台颁个金牌，因为他们突破了我国电视从不播广告的不成文禁令。”
嗯，主编之所以这么激动，是因为在电视广告投放的同一天，解放日报还羞涩地刊登了两张“硬板报”，分别是上海工艺美术工业总公司所属部分工厂的产品介绍和上海食品厂的产品介绍。
从此，国内第一批广告狂人胆子越来越大——同年3月15日，上海电视台和上海美术公司再接再厉，同时播出瑞士时计品牌雷达手表的电视广告。
与“神龟杨蓉酒”相比，雷达手表的这则广告属于严肃类——因为整个过程都是用英文解释的，只有中文字幕。幸运的是，当天《雷达观察》给《文汇报》加了一条“补充说明”——文汇报的横幅广告中使用了手绘插画。
短短三天，就有700多名消费者前往南京路的四家商场咨询雷达手表。人们渐渐知道“永不磨损”这个口号指的是当时国人闻所未闻的新材料——钨钛合金。
经历过那些年的人都知道，雷达表其实做了一件“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这个瑞士时计品牌用了四年时间才真正进入中国市场。那时候的中国人已经在盼着了，如旱春雨，废寝忘食，尽管这块表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
20年后，曾经担任雷达手表中国区副总裁的郑在谈到这段往事时坦言，这是最典型的“饥饿营销”:“那时候中国市场上还没有进口手表，我们宣传之后，把品牌卖出去，就产生了需求。知道雷达手表好，消费者想买，但当时买不到。越是得不到的，可能越有价值。”
哼，资本主义真狡猾。
也是在3月，第一批美国游客来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当时著名的摄影师。比如梦龙的第一个女成员伊芙·阿诺，适马影业的成员詹姆士·安德森。
前者在5个月内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总行程达到6.4万公里，沿途记录了当时中国人最常见的生活、生活状况；后者带着明确的任务而来。作为一名职业记者，安德森一直想大展拳脚，于是他去各种壮丽的奇迹中守望爆炸。一方面可以让美国人更快更直接的知道中国爱上了中国，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成名，登上事业巅峰。
上帝真的主动喂他——就在长城上，他等到了自己的缪斯——一个穿着军装的8岁北京人黑陶建。
安德森当时正在休息，拿着一罐从美国带来的开心水，开心地啜饮着。这个长着奇怪骨头的外国记者，立刻吸引了一个同样长着奇怪骨头的北京宝宝。当然，真正让后者大开眼界的，还是安德森手里拿着的那个红色罐子。
瞬间，中国人的吃的天性启发了美国人的做事方式。
在征得父母同意后，安德森从包里拿出一罐新的快乐水，打开拉环，插上一根吸管，递给黑陶建，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口水。后者不畏性命的接过来，坐在长城的台阶上欣赏。趁着北京小男孩心情愉悦冲上额头的瞬间，美国记者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
双方都表示非常满意。
回到美国后，安德森迫不及待地将其中一张寄给了《国家地理》杂志。在他看来，灰色的长城代表着历史，红色的可乐代表着未来，穿军装的孩子是联系两者的纽带。
照片的名字叫“红色中国第一可乐”。
《国家地理》杂志直接报道了这张照片。这个喝着幸福水的中国男孩让西方世界感到飘飘然——这张划时代的照片，是他们最想看到的，最能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面貌。
就在美国摄影师用一罐开心水名利双收的时候，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数万箱开心水整装待发，准备漂洋过海，让中国人感受最真实的美国文化。
那一年，想要进入中国的美国文化大使，不仅仅是可口可乐这个世界硬通货，美国官方还派出了一位真正的专家: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在京沪两地讲学、演出。
显然，双方的意图与小泽征尔去年的访问相似。面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使命，音乐文化领域需要更高的战略眼光和更准确的发展定位，以突破文化为经济服务的血脉，深化和拓展改革开放后与中国定位相匹配的音乐文化功能，不断提升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服务能力和发展质量。
人类的说法是:用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拉近两个各方面都相反的国家的距离。
艾萨克·斯特恩只用了一个月就做到了。
对了，在这次文化交流的同行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大老板，著名纪录片导演默里·勒纳。他用摄像机记录了整个访问过程，并制作了著名的纪录片《从毛先生到莫先生:斯特恩在中国》。
这部获得198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影片，详细描述了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听民乐，看京剧，看大洋彼岸的常见风景，观察中国各地的农田、船只、铁路和石拱桥...所有这些都震惊了老艺人们。
当然，更让他震惊的是，中国人对小提琴、交响乐、莫扎特的态度，就像皇后吃柿饼一样无知无畏。
最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在魔都，他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极其普通的要求:演出急需一架大型三角钢琴。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造一架钢琴和一天造一座罗马一样难。
上海人做牛做马遍布上海。他们发现，上海音乐厅虽然有一架演奏用的三角钢琴，但由于长期缺乏维护，已经变形无法使用，这让斯特恩处于失控的边缘，甚至提出了看似不合理的放肆想法。
终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挖出了一架勉强能用的旧钢琴，勉强抚慰了老艺术家受伤的心灵。
他曾经问过一个让全中国都难过心碎的问题:“你们这些7到10岁的孩子都很有天赋，但是17到21岁的年轻人怎么了？怎么回事？”校方无奈回答，“文革中断了十年音乐教育，他们现在能达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
斯特恩不太明白。他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感染中国学生，教会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何从技术教条中解放出来，享受音乐。因为中国学生太内向了。他们不轻易笑，即使充满好奇，也不敢把表情清晰地写在脸上。他们看斯特恩的眼神，单纯又复杂——无知又充满好奇。
无论是斯特恩，还是从“毛先生”到“莫先生”:斯特恩在中国，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不远万里，用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还有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是多么真诚、淳朴、充满希望，渴望接触和了解世界。
1979年，中国人对娱乐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因为今年不仅是中国广告狂人的春天，也是中国电影在南海小渔村的春天。
那一年，常颖、北影、八一、上影、朱颖、峨眉和Xi安这七家中国主流电影制片厂共拍摄了50部新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完全够用了，相当于每周看一部新片。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另外，他们也不能理解电影怎么只能看一遍。必须看一亿遍！
上亿次观看的结果是，一年内中国观影人数达到293亿，创历史之最。1979年，8000万人同时看电影。
壮观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首先，有很多好的作品。有动画片《沧海桑田》《阿凡提的故事》，还有剧情片《小花》《海外公子》《苦恼人的笑声》《特勤的炮火》等等。每部看几遍真的不算多。
另外，这几部电影的主演都是当时国内顶尖的。
比如《小花》里的陈冲、刘晓庆、唐国强，《特勤的炮火》里的向梅、陈少泽，《心疼的笑声》里的潘虹……一大批朝气蓬勃、说话不绕弯子的年轻演员，彻底亮了压抑了N年的国人的眼睛。
那一年，能够霸气的票房冠军，是国内第一部由常颖工厂出品的谍战片《保密局的炮火》。这部黑白电影创下了卖出1000多张、观众破6亿、票房破1.8亿的恐怖纪录。据说仅在北京，遍布全市的30家电影院24小时放映，勉强满足影迷的需求。反正电影票只要三毛钱。
为了看这部剧，很多人愿意通宵排队买票，感觉可以一起绕地球N圈，比香喷喷的杯子好多了。
不仅仅是北京，当时很多城市的老电影院都开始设置午夜演出，一般是晚上10点开始，第二天早上7点结束。放映不局限于当年的国产新片，往往夹杂着国外老片、黑白战争老片等等。四五部依次上映，票价也值。
光影摇曳的放映大厅里，不同的人在清晨留下不同的背影。当然，许多人去看午夜演出，这并不全是为了电影...
7月1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制定完成，由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成为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自此，外商投资有了法律保障，中国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国内外交往明显增多。
福特率先向美国出口了750辆F系列卡车。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汽车首次在中国公开销售。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汽车行业依然起不来。以沪牌汽车为例。直到1979年总产量才达到2万辆。曾经的民族汽车工业撒娇的孩子，让人止不住的“皱眉思考”。
这样，中国的汽车产业即使赤脚也未必能赶上别人，还得靠风飞——我说的不是一个出行App，而是1979年到1986年兴起的第一波“合资热”。
主动向中国汽车产业“借东风”的人，是中国著名企业家，美国顶级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创始人之一，本迪克斯公司原执行副总裁，北京长城饭店美国合资企业沈。
年初，沈趁着中美正式宣布建交的热潮，来华讲学。他见到了时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兼中国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的饶斌，后者真诚地要求他专注于合资企业。
不巧的是，沈也是带着使命来到中国的——当时，美国一家专门生产越野车的汽车公司AMC在越战后遭遇了销售失败。再加上石油危机，在双重打击下，“油虎专业户”陷入产销困局，连续14个季度亏损。
面对客户疲惫的现状，AMC急需用新场景开发新玩法，找准用户痛点，布局新赛道，打出一套精准组合拳，引发深度生态反应。
当时哪个处女地受到的关注最高？必须是中国！于是，AMC找到沈，聘请他为高级顾问，希望通过他的关系，可以到中国寻求可能的合资合作机会。
如春雨般的出现，问出了一个让沈欣喜若狂的问题——原来中国汽车行业需要“用新场景开发新玩法，找准用户痛点布局新赛道”。仿佛被使命召唤，成为国内车企和海外车商的第一个“媒人”。
可惜的是，国内领先的Jeep专业户北汽，在完成支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任务后，进入了迷茫期。看到兄弟车企正在如火如荼的学习一汽新引进的TPS丰田生产方式，有些不知所措。但全面改革刻不容缓，只能另辟蹊径，比如……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于是，沈这个“媒人”让和AMC交换“耿铁”，双方开始在合作的边缘反复试探，加深了解。
1979年10月，BAIC正式成立商务谈判小组，中美谈判正式开始。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第一家与国外大型汽车公司合资的企业，大家的大方向显然是一致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就BAIC乃至整个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第一只螃蟹必须被啃下来，有了第一只螃蟹，就会有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螃蟹...对于AMC来说，这个合资公司直接决定了公司未来的命运。
后者甚至表现出诚意，邀请中国代表团参观美军的一个沙漠演习场和埃及的吉普车厂，并向中方介绍和展示他们拥有的各种产品。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人人都想谈的成功合资项目，竟然持续了四年半。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说毫无进展，也可以说是几近崩溃，和沈两位媒人连连挠头，摊手。
直到1983年5月，经过美国18次访华、中方3次访美、中方向各级领导机关做了500多次汇报、谈判小组选出了5个容易的候选人等一系列操作，中美双方的合作框架才变得清晰起来——双方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BJC)，北汽提供厂房和设备，AMC提供切诺基轻型越野车这一生产中的热门车型。
中国汽车工业历史上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开始出现曙光。
1979年，前面提到的著名女摄影师伊芙·阿诺德冒着大雪来到北京。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传统落后的中国，也是一个以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一个美丽淳朴的中国，也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中国。”
1979年，以二八杠为代表的上海制造的自行车，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奢侈品”逐渐变成了早期市场经济时代的“必需品”。
艺双馨的意大利人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做时装秀。这场只为“内部观察”的时装秀，全方位撬开了中国人渴望与世界接轨的阀门。
香港富商霍英东带着1350万美元来到广州，开始建造白天鹅宾馆，这是1949年后mainland China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一个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撤销宝安县，成立深圳。
1979年，男人用统一的铝制饭盒，女人统一发型，大家骑着统一的二八杠，做着统一的重复性工作；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努力，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的第一批主人。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在这个时代努力的活着，充满希望。